《昆滇往事意识流》之 云南曲艺泰斗“小地梨”（

《昆滇往事意识流》之
    云南曲艺泰斗“小地梨”（一）
    在上个世纪，昆明解放前后的市民，很多人都听说过“小地梨”的名字，都听过“小地梨”说相声。“小地梨”、关肃霜这两位北方曲艺、戏剧演员，给闭塞的昆明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，给昆明的舞台造成一种强烈的冲击，他们也成了昆明城当之无愧的明星。
    如今，米国大片、港台歌星、连续韩剧、超女快男、KTV、慢摇吧已经取代了传统的领域，占领了国人的业余空间。民族文化及其艺术家，仿佛成了遥远的历史，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今年一月，是董长禄先生八十七岁诞辰，谨以此文纪念我的恩师。
    董长禄，艺名小地梨，满族（镶黄旗）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、曲艺作家。1924年1月4日（农历冬月二十八）生。北京宛平（今昌平）县清河镇黄土南店村人。
拜师学艺
    董长禄父母俱为曲艺艺人，六岁随母学唱京韵大鼓，流浪于山海关、秦皇岛一带。八岁拜欧少久为师，学习相声、太平歌词，边学徒边撂地（地摊演出）。因董长禄身材矮小，为人聪明伶俐，深得师爷李寿增欢心，特赐艺名“小地梨”。
    当学徒的几年中，董长禄白天跟师父上地（露头场地演出），抬桌子、扛板凳、扫地、摆场子。晚上要为师父洗脚、倒尿盆，还要洗衣裳、做饭、带孩子，动辄挨打受骂，形同奴隶。向师父学（包括偷学）演的“活儿”（节目）有《六口人》、《反七口》、《豆腐坊》、《黄鹤楼》、《大审》、《开粥厂》、《八扇屏》、《地理图》、《戏迷药方》、《学四省》、《学四象》、《窦公训女》、《洪羊洞》、《大保镖》等。从此与曲艺结缘并从事毕生，从东北到西南，足迹几乎遍布全国。
       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。8月，董长禄随师父到了汉口，在“凌霄游艺场”一炮走红，武汉三镇市民争传“‘小地雷’（海报误将‘小地梨’写成‘小地雷’）相声说得好。”当时，前方下来的大批抗日负伤将士集聚在武汉。“青年会”邀请董长禄师徒（表演相声）、秦如冰（演唱山东大鼓）、苏万龄（演唱京韵大鼓）、吕小秋（京剧清唱）等艺人组织了一个小型演出队，到白沙洲、鹦鹉洲医院为伤病员慰问演出。艺人们在表演的节目中，临场加进了宣传抗日救国的内容，呼吁全国同胞有钱出钱、有力出力，号召热血男儿投身抗日战场。
“抗战相声”
        1938年秋，董长禄师徒与富少舫（艺名山药蛋，为当时北方曲艺名演员“四大蔬菜”老倭瓜、大茄子、架冬瓜、山药蛋之一，擅长演唱滑稽大鼓）、富贵花（演唱京韵大鼓）、花佩秋（演唱京韵大鼓、单弦）、董莲芝（演唱山东大鼓）、吕小秋（清唱京剧）等人同赴重庆，在小梁子街（今解放碑附近）组成“昇平鼓书场”演出。
        “由于抗日救亡运动宣传的需要，通俗文艺创作和演出格外引人注目。当时，在四川最著名的通俗文艺作家有老舍……等。同时，以宣传抗日救国为主要内容的曲艺活动也十分突出。尤以重庆是南北曲艺大汇合大交流的中心，有各类曲艺艺人300余人，其中著名演员有大鼓山药蛋，相声小地梨，河南坠子谢大玉……”（见成都出版社《抗战时期的大西南丛书——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》第218页。）
    老舍先生选择民众喜闻乐见的曲艺形式进行创作，把“昇平鼓书场”作为阵地，以笔代枪，投身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，除了为山药蛋等艺人编写鼓词外，还专门为董长禄创作了《卢沟桥》、《台儿庄大捷》、《骂汪精卫》、《欧战风云》、《豆腐谱》、《中秋月饼》、《新对联》、《新绕口令》等相声段子。
    老舍先生创作的相声不仅内容新，鼓舞人民大众斗志，且语言大众化，通俗易懂、幽默明快、深入浅出，深受广大爱国人士和群众的欢迎和推崇。尤其是“老舍创作的相声《台儿庄大捷》是一篇内容丰富、亦庄亦谐、语言幽默风趣的曲艺佳作。作者对我军战士的英勇机智，敌人溃败时的狼狈丑态，以及大捷后全国军民欢欣雀跃的情景等等，描写的有声有色。‘小地梨’是曲坛新秀，他的师傅欧少久甘当‘绿叶’，两人一说（捧）一逗，每次演出均赢得全场观众连续不断的笑声和掌声。……当时在重庆，凡爱好曲艺的观众，一提起‘小地梨’就会联想到老舍的《台儿庄大捷》和《中秋月饼》。同样，在文艺界中只要谈起老舍的相声，也会联想到‘小地梨’。在那几年中，老舍与‘昇平鼓书场’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只要他在重庆，几乎每星期都要去书场一次，全班艺人都亲切地称呼他为‘舍大爷’。”（见1984年5月19日《春城晚报》第三版胡绍轩文：“舍大爷与小地梨”）。
    观众对演出的反映十分强烈，《重庆大公报》通过征集民意，老舍先生创作、“小地梨”表演的相声被誉之为“抗战相声”，“小地梨”也因此名噪全川。
给老蒋上堂会
        1939年元旦，由“新生活运动促进会”出面，召董长禄师徒、山药蛋、李振英（三弦伴奏）到“嘉陵宾馆”（位于重庆两路口）上“堂会”（旧社会的私人演出或小型演出）。“新生活运动促进会”派车将董长禄等一干人拉到“嘉陵宾馆”，众人下车一看，心情顿时紧张起来：宾馆周围三步一岗、五步一哨，军警林立，戒备森严。大门是警察把守，二门由军官警卫，守卫大厅门的是宪兵军官。
    进门后，董长禄等先被关进大厅右侧的会客室，两个身着灰色中山服的男子逐一搜身检查，拿起大鼓、三弦摇晃，叮叮咚咚有金属声，搜身人问：“里面装的什么东西？”李振英回答：“是胆。”搜身人误听为“弹”，大惊失色：“什么弹？”李振英忙答：“不是弹，是胆——一根弹簧，没它这家伙不好听。”等搜身人走了，欧少久才告知众人：“今天的堂会非同小可，是伺候蒋委员长的！”并吩咐董长禄：“今天使（行话：指表演）《卢沟桥》。”
    大厅十分宽大，正中一排长桌铺着白布，上摆点心、茶具，长桌后坐着林森（国民政府主席）、居正（行政院长）、于右任（监察院长）、蒋介石、宋美龄、宋霭龄、宋庆龄、孔祥熙、宋子文、冯玉祥、孙科等国民政府首脑要员。两边两排桌子后就坐的除国民政府的中央大员外，大部分是国民党将军。待次日看了《中央日报》头版头条新闻“热烈欢迎蒋夫人赴美进行国事访问归来”，才知道堂会是为宋美龄举办的。
冯玉祥赠联
        “嘉陵宾馆”堂会次日，董长禄等又应招到重庆小龙坎儿的一座公馆上堂会。这次堂会虽然仍是为国民政府的军政要员举办，但比“嘉陵宾馆”的堂会气氛活跃得多。公馆地方很大，开设京剧清唱、舞厅、曲艺场等。董长禄、欧少久表演了相声《欧战风云》。演出结束后，居正、于佑任等要员到后台祝贺，冯玉祥摸着董长禄的头说：“你真是个大演说家呀！”董长禄趁机讨要墨宝，几位要员都点头答应，并叫手下人记下董长禄的姓名、住址。
    元旦过后，董长禄正在其住地夫子池龙华旅馆午睡，一位军官送来一牛皮纸卷，董长禄打开一看，是冯玉祥将军手书的一付对联：“胸中具成竹，舌底翻莲花。”
        半月后，董长禄在师父欧少久的陪同下，前往上清寺“监察院”向于右任先生讨要墨宝。于右任先生热情地接待了董长禄师徒，因字尚未写，就让他们在客厅待茶，当场挥毫为董长禄书写一条幅：“夫天下之事，其不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，总在能坚忍耐烦、劳怨不避，乃能期于有成。若十日无进步则不愿干，则其无事可成也（原条幅无标点）。”隔天，居正也派人送来一幅字，内容是中山先生遗训：“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。”
昆明“开码头”
        1940年，日寇飞机对重庆的轰炸日渐频繁，“昇平鼓书场”被震得东倒西歪，不能演出了。艺人没有了演出场所，就要挨饿，重庆呆不下去了。为了生存，由郑培元、欧少久、李振英牵头主持，邀集了董长禄、董莲芝、花佩秋、郑君屏、郑镜屏、郑云屏、秦如冰等重新组班，准备前往黔、桂、滇等地“开码头”（开辟新的演出场所）。
    当时交通十分落后，没有长途客车，出远门只有坐货车，俗称“搭黄鱼”。因为战争，汽油奇缺，长途货车都改烧木炭。这种汽车走起来哼哼唧唧、摇摇晃晃，遇到爬坡比人走路还慢，一天走不了几十里路，还老抛锚，一停就是几个小时，要等煤气烧足了才能走。董长禄用“一去二三里，抛锚四五回，停车六七次，八九十人推”形容这种“牛车”。
    组班后，一行人先后在贵阳、金城江、独山、桂林等地演出，其中在桂林停留的时间最长。至1942年9月4日演出后，这个历时两年的曲艺班子分成两拨各奔前程：欧少久主张经柳州、返贵阳西往昆明，而郑培元、花佩秋考虑两家的四个女演员年轻貌美，到昆明恐遭花花太岁龙三公子（龙纯曾）的毒手，故而不敢往云南，转道湖南而去。
        1942年底，董长禄、欧少久师徒几经辗转到达昆明。当时，地处昆明闹市区的祥云街“现代剧场”，有以龙耀华为班主的“中华武士歌舞团”（俗称“龙家班”）演文明戏、耍杂技、跳大腿舞；杨妈妈、许丽娜演上海独角戏。欧少久经人引荐，找到龙三公子的内务副官（即保镖）李成斌，由李牵线，与现代剧场王老板商谈搭班演**宜，因包银（演出酬劳）份额分歧告吹。欧少久又与在万钟街“海棠春礼堂”“时代剧场”演出的“五华歌舞团”前台老板汤修昆磋商与之搭班演出。
        1943年元旦，董长禄师徒在“海棠春”首演，**次把原汁原味的北方曲艺带给了云南观众，使昆明观众耳目一新，颇受欢迎。此前，昆明的外地曲种有四川传来的“金钱板”、“花鼓”、“荷叶”、“竹琴”（亦称道情）；湖北来的“盘子小曲；本地曲种有“云南评书”、“扬琴”。“云南评书”由评书艺人在茶馆演出；“扬琴”大部分是盲艺人沿街流动演唱，没有专门的书场。看到演出十分叫座，欧少久急忙给郑培元、花佩秋两家去信，告知他们咱们的“玩意儿”（指北方曲艺）在昆明很吃香，龙三的关节已经打通，请他们放心来昆，并给郑、花两家寄了路费。其时，郑、花两家在湖南也呆不下去了：长沙一场大火，闹得人心惶惶、纷纷逃难，郑、花两家走投无路，也只有到大后方昆明这条路了。
    郑、花两家加入后，“海棠春”上座更火。现代剧场生意冷落，“中华武士歌舞团”被停演。现代剧场王老板将现代剧场改名为“昆明书场”，邀请董长禄一班人演出，演员阵容系在桂林组班的原班人马，上演清一色的北方曲艺——大鼓、相声。演出虽受观众欢迎，但常被军、警、特寻衅找茬。一次，董长禄上相声《一品粥》，以**人称调侃自己家穷得只有一口砂锅，早晨用它漱口、洗脸，白天拿它做饭，夜里使它当尿盆，起名就叫“一品锅”。几天后，书场来了一群警备司令部查缉队的特务，指名要抓小地梨。说小地梨明知故犯，有意侮辱蒋委员长和龙主席。原来蒋介石曾经送过一口锅给龙云，锅的牌子就是“一品锅”。好说歹说，被特务们敲诈了一笔钱，才算把事情了结了。
    半年后，昆明书场的生意逐渐萧条，曲艺班子与书场订的合同期满停业了。生活无着，董长禄向师父借钱吃饭（欧少久是班子的老板之一）。欧少久历来对徒弟十分冷漠而且吝啬，生怕徒弟有独立意识，“翅膀硬了”难以掌控，就说没钱。董长禄一气之下于1943年6月4日独自离开昆明，打算从贵阳、取道广西、湖南，经湖北回北平。兵荒马乱中，董长禄代人卖过香烟、与人合伙开过饭馆、当过兵，最后还是于1943年旧历冬月随着鸿翔部队回到了昆明。
    回昆明后，正值李振英、花佩秋在护国路护国商场内开了个鼓书场——“菊芳茶社”，董长禄就加入其中，与李振英合作表演相声。
        “小地梨（董长禄）和李振英的相声，是有艺术特色的。当时小地梨正当青春年华，活泼通透，机灵逗趣。他们的相声中，溶进了不少京都景观、文物掌故、宫苑琐谈，听来颇有兴味。他俩讲的相声《舔浆糊》，说的是一群断炊的穷人，无法生活，只好到邮局去舔粘信的浆糊，笑话之中，饱含着穷人的辛酸眼泪，给当时社会以有力的讽刺。这个曲艺团体能在解放前夕百业萧条中苦苦撑持过来，是由于他们艺风纯正，不入低级庸俗末流，而且有较高的演技水平，以及演出态度认真，因而颇受有识之士的欢迎。”（见1986年11月22日《春城晚报》第三版显川文：《回忆一个小小的曲艺社》。）
        1946年，董长禄加入祥云街大鸿运酒楼附设的月宫茶室演出，同台演出的有张口笑的“滑稽平（京）剧”、花佩秋的京韵大鼓和女子清唱（演员名字不详）。
        1948年，国民党政府**发行“金圆券”，物价飞涨，民不聊生。董长禄在表演相声《牙粉袋》（由天津著名相声演员常宝堃“小蘑菇”创作，是一篇揭露日寇侵略罪行、富有爱国精神、饱含战斗激情的讽刺力作）节目结束时，“现挂”（即兴创作）了几句顺口溜：“今年贱（与昆明话金圆券音相近），明年贱（与昆明话银元券音相近），要不了两年就完蛋。”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。几天以后，董长禄晚上演出结束回家，刚走到头道巷，突然被人用匕首顶住腰眼大骂：“小地梨，你妈卖×！你说相声么就老老实实呐说你呐相声，不准你胡说八道。你再敢乱说，小心要你呐狗命！”此时正好有人过路，歹徒朝董长禄屁股上踹了一脚，口中骂着“滚你妈呐”消失在黑暗中。